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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戈尔巴乔夫与撒切尔
这是目前全国党员干部都在收看的、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制作的6集党员教育专题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解说词全文，沉痛的历史教训，前车之鉴不能忘！
附相关视频：
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
——俄罗斯人在诉说
序言
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已过去20多年，但克里姆林宫上空红色的带有镰刀锤子图案的苏联国旗悄然落下的那令人叹息的一幕，却仿佛永远定格在眼帘。
2010年4月，苏联亡党亡国20周年的前夕，我们摄制组踏上俄罗斯土地，倾听并记录了20年前那场剧变的亲历者、当事人和普通民众对那场剧变及其后果的诉说，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时期6年多的“改革”所做出的反思。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改革”，在俄文中的原意是“改造”、“重建”等，但为与中文现行的译文相衔接，本片仍延用“改革”这一译法。这里特提请观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改革”，与邓小平开创的我国新时期的改革有着方向和性质上的根本不同。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关注着苏共的蜕化变质和可能出现的恶果。
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高度重视对苏联亡党亡国原因与教训的研究，并都已作出十分明确、科学而又深刻的结论。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确认识和科学总结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对于搞好这一活动，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莫斯科，红场。这里，曾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象征，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面鲜红的旗帜，曾是一个伟大国家和伟大人民的骄傲。
红墙和广场，像位历史老人，见证了列宁和斯大林等苏联共产党人亲手缔造的红色政权，和艰辛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壮大，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辉煌和那个辉煌的时代。然而，它也见证了苏共和苏联一步步走向衰败，见证了飘扬在克林姆林宫上空70多年的红色旗帜在亿万人民的叹息声中悄然降落。
如今，克里姆林宫的围墙依然泛着红色，列宁墓依然庄严肃穆，无名烈士墓依然圣火长明，但物是人非，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感慨与深深的思索。
第一集 政治“改革”与多党制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苏共新一届最高领导人。
他一上台即宣称要实行“加速”战略。但由于缺乏正确的方向和有力的举措，不到两年，苏联经济便陷于困境，人民生活开始恶化。
1988年6月，苏共中央决定“根本‘改革’政治体制”， “改革”重心由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
1994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重要助手亚·尼·雅科夫列夫在回忆录中说：早在1985年12月，我就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明确提出“民主化”就是要通过“公开性”等手段，结束苏共的“一党专制”，在苏联实现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我“所讲的很多东西逐渐被采纳”。[1]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 “在1988年就能明显地看出，在苏共中央内部，有很大一部分中央委员是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政策的。戈尔巴乔夫以年龄过高为借口，开列了150人的所谓反对派名单，在一次中央全会上把他们清除了出去。”
在上任半年多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迅速把亲西方的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等人拉进苏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各级干部包括军队领导人进行了大幅撤换或调整。到1986年2月，15个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更换了19人，40％以上的中央委员是新人。到1988年初，几乎所有部长、中央机关的部门领导、各委员会负责人均遭替换、开除或数次调换岗位。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党的队伍很快分成了两派。对戈尔巴乔夫有看法、持批判态度的，报刊等媒体就把他们打到保守派当中;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做法，马上就被封为‘民主改革派’。”
1986年底，被流放到高尔基城六年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回到了莫斯科。
现场记录：
记者：“是谁给你打的电话，是不是戈尔巴乔夫?”
萨哈罗夫：“是，他突然打来电话，说作了一个决议，您可以回到莫斯科。”
萨哈罗夫：“我希望我会全部获得人身自由，我以后尽我的力量来做这些事，这是我的使命。”
重返政治舞台的萨哈罗夫积极从事反共反苏的种种活动，并迅速成为所谓“民主派”的领头羊。
在“民主化”、“公开性”浪潮中，1986年苏联开始出现各种“非正式组织”。这些组织以各种辩论会、俱乐部、知识分子小组和青年小组等面目出现。1987年蔓延到全苏很多大中城市，当年底就发展到3万余个，1989年增至9万多个。
这些“非正式组织”中有的打着维护所谓本民族利益旗号谋求脱离苏联，有的崇拜西方民主主张全盘西化，有的甚至还要求复辟沙皇专制统治等等。而打着资产阶级“民主”和“人道主义”旗号的组织尤为活跃。
在一些“非正式组织”的操纵下，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以至民族冲突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面对严重威胁党和社会主义政权以及社会稳定的“非正式组织”及其活动，戈尔巴乔夫听之任之，甚至还大加赞赏。
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全面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大幕，并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立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和理想”。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攻击社会主义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和对极少数敌人的专政是“不人道”、“不民主”，从而把对极少数人的无产阶级专政偷换演变为对绝大多数人的资产阶级专政。
1989年春，全苏人民代表选举开始。这是戈尔巴乔夫效仿资本主义议会制，在苏联举行的第一次全民选举。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召开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无论是在首都还是在外地，选举中共产党在都失败了。在后来参加选举包括选举取胜的那些人，都是放弃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人。”
选举过程一片混乱。许多不称职的人，甚至连杀人坐牢的恶性罪犯也出现在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中。而那些反苏反共的蛊惑人心者，更是数不胜数。
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纷纷组织起来，频频发表竞选演说，组织各种群众集会，声援自己的候选人。
而戈尔巴乔夫却要求苏共与选举保持距离，命令党组织不得干预候选人的活动，从而完全放弃了苏共对选举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领导，把干预候选人的权力交给了国内外资本。
波罗的海三国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和积极分子纷纷当选。苏共内部著名的反对派叶利钦也在莫斯科高票当选。萨哈罗夫在苏联科学院落选，戈尔巴乔夫特地增加一个名额，使其得以当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60名党委第一书记中有32名落选。在列宁格勒，市、州两级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以及州党委委员没有一名当选。全苏16个军区有14个军区司令员铩羽而归。甚至连戈尔巴乔夫都不得不承认：“很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这次选举中都落选了，一共有30多人。在我周围工作的都是党内的重要干部，他们都感到震惊，我都无法召开政治局会议了。”[5]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当时党的领导人没有及时利用良好的机会，让赞成共产主义理想并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当选。普通的党员无可奈何，他们的声音很微弱，人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电视和广播现场直播，辩论的场面一浪高过一浪。
大会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最高苏维埃成员等。有近15%的“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进入最高苏维埃。叶利钦侥幸靠递补当选。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
会上，萨哈罗夫率先提议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该条文明确规定“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叶利钦当即附议赞成，但因大多数代表坚决反对而作罢。
1989年7月，全苏第一次跨地区议员团代表会议在莫斯科的电影之家召开，与会者包括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共和国代表在内的240多名“民主派”人民代表。
叶利钦、波波夫、萨哈罗夫、阿法纳西耶夫等一些所谓“民主派”的头面人物当选轮值主席。在苏联最高权力机构第一次出现了正式的反对派组织。他们首要推动的仍是取消宪法第六条。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就是让国家的局势变坏，给中央政权脸上抹黑，以此来证明，他们代表的才是新的、进步的思想。”
“跨地区议员团”还接过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要求苏共交权。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我记得很清楚，有萨哈罗夫的一些照片。如果有必要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些照片。他脖子上戴着一个硬纸板，上面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1917年9～10月间，布尔什维克党恢复“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这是因为在全国各地夺取和建立属于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国家政权的条件业已成熟。70多年后戈尔巴乔夫等人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口号，是要全盘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引入其多党制，从根本上取消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面对“民主派”掀起的修宪狂潮，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审时度势，决定迎合。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撰文赞赏西方议会民主，宣扬效仿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文章还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6]这是苏联领导人向社会乃至世界释放苏联准备搞西方民主制度的明确信号。
1989年12月12日，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萨哈罗夫代表跨地区议员团再次提议取消宪法第六条。
萨哈罗夫发言同期声：“根据权力分立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应作出以下决议：一、取消苏联宪法第六条;二、改变苏联法律制度。苏联的法律如果要在加盟共和国境内产生法律效力，就必须经加盟共和国最高立法机构批准才能生效。”
戈尔巴乔夫：“我提议对宪法第六条的动议进行表决，请各位代表进行表决。是赞成，是反对，是弃权。”
投票的结果是这项提议仍没有被列入大会议程，但却得到超过1/3的支持票。
两天后，萨哈罗夫突发心脏病去世。所谓“民主派”知识分子借机将葬礼演变成一场政治示威。
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我认为实行多党制不会是悲剧”，“我们不应该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
1990年2月4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一天，“民主派”在莫斯科动员了20万人集会游行，喊出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反动口号。
2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对上述猖獗行为不仅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反而说：苏共的领导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强行合法化”。
在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修改宪法第六条等建议。
三天后，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修改宪法的法律。将其中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7] ，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8]。法律同时还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组织政党。
早在1936年，斯大林领导修订的苏联宪法首次明文规定，党是“劳动群众所有一切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 。[9]
这是苏联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法律和政治保障。
取消宪法中关于党的领导地位，对于苏共和苏联意味着什么呢?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这是个大错误，这是毁灭性的开始。取消党的领导就是否定党的领导。
原《真理报》主编、前国家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宪法第六条取消了，这就像一座大厦的顶梁柱一样，把顶梁柱抽掉了，国家这座大厦也就倒塌了。”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本应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但苏共在执政70多年后，却自动放弃了对国家的领导权，这就为戈尔巴乔夫等人实行多党制，最终彻底背叛党的宗旨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消除了根本的障碍。
取消宪法第六条和实行多党制后仅一年，联盟一级的政党就出现了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竟多达5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最终推动苏联亡党亡国的政治力量。
紧随多党制的是总统制。在1990年的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又以多党制条件下国家不能出现权力真空为名建议设立总统职位，以确保其继续掌控苏联的最高领导权。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苏共在国家权力中枢的领导地位。在此之后，原来作为社会政治生活核心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便很少开会了。
不久，在戈尔巴乔夫的指使下，最高苏维埃通过实行总统制的决定。1990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决定推选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候选人。
1990年3月15日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从决定实行总统制到正式选出总统，前后不足40天。此时距他走上苏共最高领导职位五年整。短短五年，戈尔巴乔夫就实现了自己从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到总统制的政治夙愿。
而此时的戈尔巴乔夫将会把国家带向何方呢?
街头妇女：“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后，国家就逐步走向分裂，他把国家彻底毁掉了。”
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克林分校教授纳·费·格里岑科：“当时由于实行总统制，苏联作为一个联盟制的国家，在很多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州都出现了以总统命名的职位，在苏联中央政权和地方总统政权之间产生了矛盾。”
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列·季塔连科：“没有国家的共同的管理，说我是独立了，我有自己的宪法，我有自己的总统。所以在苏联出现了比世界上的总统还要多。每个州、每个自治区共和国、每个加盟共和国，每个民族的小区都有总统。”
“民主派”在通过选举苏联人民代表和最高苏维埃向苏共中央夺权的同时，还利用1990年初各地举行苏维埃选举之机夺取苏共各级地方政权，与民族分裂势力同流合污，疯狂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紧随其后，拉开了解体苏联的序幕。
1990年5月29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6月12日，叶利钦集团主导的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主权宣言。7月10日，叶利钦宣誓就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这给风雨飘摇的联盟国家一记重击。此后，其他共和国更是纷纷效仿。
1990年7月，苏共举行了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是苏共历史上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弗·布兹加林：“参加二十八大的有各式各样的代表，出现了一些观点不同的派别。”
会上，各主要政治派别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自觉翼羽已丰的“民主派”决定与苏共彻底决裂。就在大会投票选举中央委员会之前，叶利钦突然宣布退出苏共。
叶利钦同期声：“经过深思熟虑,我本想在二十八大之后退出苏共，但鉴于会上我被提名为中央委员，我不得不现在就作出如下声明：我正式声明退出苏共，诚愿与各党派、社会团体进行协作。”
随后，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波波夫和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索布恰克等“民主派”人士也纷纷退出苏共。
大会通过的决议表明，此时的苏共已经发生了完全的质变，蜕化为组织上联邦化、松散化，思想上完全奉行民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俱乐部。这是戈尔巴乔夫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造苏共的必然结果。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千万不能让野心家在党内建立宗派组织。1990年党的代表大会报告讲：允许党内出现不同的派别。对于苏共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队伍的团结、统一。列宁在世时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规定党内不允许出现派别，出现宗派分子则立即开除出党。”
随着多党制和总统制在苏联的确立，苏共对苏联军队的领导地位也开始发生根本的动摇。1990年3月的全苏第三次人代会上通过的《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规定，苏联总统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和撤销军队高级指挥员。这就从法律上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苏联军队的最高权力。
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舆论四起。渗透到军队的反苏反共势力配合社会上的“民主派”，利用苏联召开人代会之机不断攻击军队。社会上反军浪潮也十分狂烈，苏军被斥为“反‘改革’的保守力量”、“保守势力的最后堡垒”。军内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相互勾结，要求改变苏军的性质和建军方向。而苏共的裂变，民族的分裂，进一步加剧了军队内部的混乱。军心涣散，军纪松弛，派系林立。
人民对党和国家及其军队的状况深深忧虑。
1991年8月19日，震惊苏联和世界的“8·19”事件爆发。这是苏共内部一些力图挽救社会主义苏联的领导人为避免国家走向分裂所做的最后尝试。
然而，在国外敌对势力的强力支持下，8月21日，叶利钦等所谓自由派势力控制了局势。
苏联国防部决定撤回部署在实施紧急状态地区的部队。
苏联军官国际联盟执委会主席叶·伊·科佩舍夫：“我走访过那些部队，当时只有少数的军队站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边，更多的人则无所谓。”
列宁曾说，党领导的红军比什么都重要。而此时被解除思想武装和党的坚强领导的苏联军队，面对站在坦克炮塔上的叶利钦阻止军队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反动势力疯狂摧毁苏共的组织、大肆迫害苏共党员之时，除了束手看着自己长期捍卫的党和人民的事业被葬送，还能做什么呢?
曾任美军中将和美国国家安全局长的威廉·奥多姆指出：苏联“共产党同它们的将军们手挽手、肩并肩地走向灭亡”。
“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利用总统职权并伙同叶利钦等所谓“民主派”疯狂迫害“8·19”事件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支持者。“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八名主要成员除内务部长普戈被捕前自杀外，其他成员都相继被捕或遭监禁。
8月24日，戈尔巴乔夫没有召开任何中央会议，擅自决定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同一天，苏军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因悲愤绝望而自杀。
当时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库普佐夫目睹了苏联共产党生命的最后时刻。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23号白天，苏共中央书记处有五位书记被搜家。他们以此来吓唬我们，看我们能不能给他们什么证据。中午两点，我签署了一个决定，要求完整保存所有中央文件。他们从中午就开始往外轰人，到25号苏共就不存在了，我们只能通过电话互相联系。那时我在老广场办公大楼的三层，我的办公楼上面还有一个小阳台。我看到那些大学生还有那些受指使的人员。有一些外国使馆的车给他们送来吃的喝的。这些人都喝得醉醺醺的，干些完全发疯的事情。”
更让库普佐夫感到屈辱的是他被赶出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那一刻。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过了栏杆，进入一个100多米长的通道。两边挤满了人，有150多台摄像机在拍摄。我们路过的时候，他们纷纷向我们吐痰，侮辱我们。这是我人生经历的最屈辱的一刻。”
1991年11月6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关于终止苏共和俄共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活动〉的命令，查封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拥有93年历史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走完了它最后的时刻。
苏联解体后，许多共产党人遭到追捕。这位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问题的书记，现为共产党联盟—苏共理事会副主席的叶尔马拉维丘斯，就是被投进监狱的共产党人之一。
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书记尤·尤·叶尔马拉维丘斯：“苏联解体以后，我们一直处于非法的状态，只能在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躲避。1994年1月15日那天，我们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美国总统来访时非法绑架了，他们把我们带到了维尔纽斯——立陶宛首都。很明显，这些做法都不符合国际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因为积极宣传共产党，被判处八年有期徒刑。除了我以外，一起被捕的还有一位布鲁塞维奇教授，之前还有一位库切罗夫教授，我本人也是教授，在维尔纽斯的监狱里还有不少教授。我们三人就这样在一起了，后来库切罗夫教授得肺癌死了。”
与此同时，大批苏共党员和干部遭迫害。数以万计的苏共党员首先是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失业。仅莫斯科市就有6000多人;80%的苏军领导人和高级军官被撤换。其中有不少人的生活从此没有着落，流落街头，靠变卖家当甚至出售过去用鲜血换来的军功章维持起码的生计。
亡党的结果就是亡国。“8·19”事件后，尚未宣布独立的其他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
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声明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苏联就此从世界地图上消失。
第二集 经济“改革”与私有化
这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立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
这张面值为1万卢布的证券，不是一张普通的有价证券，它承载着一段特殊的历史，见证着一场举世罕见的鲸吞公有资产的私有化浪潮。
1985年3月，对于当时的苏联人来说是一个萧瑟料峭的春天。
刚刚当上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踌躇满志。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确立加速发展战略后，急于塑造自己“改革”者形象的戈尔巴乔夫接连到各地的工厂和农村视察。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领导人奥·季·博戈莫洛夫：“当时社会上对‘改革’有较强的抵触情绪，戈尔巴乔夫也不可能采取快速或者过激的措施，他就慢慢造舆论，让社会接受他的‘改革’。”
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联仍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社会经济发展仍能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但在当时，由于彻底背叛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为着极少数人谋利益的官僚特权集团的最终形成与恶性发展，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官僚特权集团控制着国家，国家对所有制进行垄断，包括集体农庄，合作社，结果带来生产的倒退和停滞不前。当时国家科技人才的发明占世界发明的三分之一，但是这些发明不能得到推广，在生产中应用非常缓慢。”
1986年初，苏共召开了二十七大。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加速发展战略的方针、目标、规划和途径等。此后苏共中央又陆续推出一些经济“改革”措施。如给予企业一定自主权、减少指令性计划、整顿工作纪律与社会秩序等，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戈尔巴乔夫并不熟悉经济工作，他热衷于空谈，并常常忽东忽西、舍本逐末，甚至头痛医脚、脚痛医头。
从1987年开始，国家制定的计划与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原定1986～1990年用于消费和积累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5%～4.0%，而1986～1988年仅增长2.8%，还低于“改革”前的速度。
更为严重的是，一方面戈尔巴乔夫把经济“改革”的窘境归因于苏联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经济“改革”的窘境又为私有化思潮的滋生和蔓延提供着土壤。
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从根本上进行经济“改革”的任务，戈尔巴乔夫尝试着为私有化打开大门。
此后苏联社会围绕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先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进行“改革”的观念受到猛烈的抨击;不久，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潮大行其道，一夜间竟成为舆论的主流。
利用戈尔巴乔夫的混乱“改革”掘得第一桶金的暴富者们推波助澜，日夜期盼着手中的非法财富合法化，而掌管大量国有资产的特权官僚集团和一些企业管理者则乘私有化之机“近水楼台先得月”。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当时在党的高层精英群体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比如有人当上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他就能控制那个州里的几乎所有财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所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私有化的实质，就是把本来属于国家即全民的资产乃至财产的所有权“重组”、“明晰”、“量化”给少数新贵。
面对汹涌而来的私有化思潮，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先是反对，接着观望，然后是调和、妥协，直至转为完全支持。
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说：“关心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忠于这一制度，不接受私有制，不接受人压迫人的制度，因为所有这些宝贵的东西都与整整几代苏联人血肉相连。”[11]
然而到了1990年8月，还是同一个戈尔巴乔夫，却以公有制束缚了人的劳动积极性为由，攻击公有制为主体是“经济垄断”，认为“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取消公有制的“垄断”地位，推行公有企业非国有化、私有化。他还以计划经济没有效率为借口，主张完全放弃国家的宏观调控。
为与其政治“改革”即确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即大力推行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公有制、快速实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各项方针政策。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领导人奥·季·博戈莫洛夫：“在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上半年，苏联政府一直在研究和商量怎么制定经济‘改革’的方案。在研究制定政府经济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方案——沙塔林方案，后来被称为‘500天计划’”。
“500天计划”是沙塔林等人经戈尔巴乔夫授权拟制的。该计划主张在大规模私有化的基础上，从1990年11月1日到1992年3月14日的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将苏联从计划经济迅速过渡到市场经济。经济学家借用医学上的术语，称这一激进方案为“休克疗法”。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这些人可能是从政治角度提出在500天之内，也就是用一年半的时间完成‘改革’。我认为这是极为冒险的，给我们国家带来的可能是灾难”。
1990年10月19日，苏最高苏维埃通过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起草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但实质上是全盘接受了沙塔林方案中全面私有化的内容。
就是这样一个方案，也遭到叶利钦的强烈反对，并预言“它将以失败而告终”。
但此时的经济私有化实质上已进入全面被推进的快车道。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弗·布兹加林：“市场就像一只老虎，这只老虎管得不好就会从笼子里跑出来把人吃掉，这就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
1991年7月1日，苏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根据这项法律，到1992年底，苏联有近一半的工业企业将脱离国家的控制，到199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60%—70%。
自1988年夏天，苏联经济形势开始严重恶化。1989年，经济增长逐月下降，1990年开始出现二战后第一次负增长，据统计，1990—1991年苏联经济年均下降近9.5%，而在1991年下降了15%。[12]
经济状况空前恶化，使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1991年，日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比1990年增长了1.4倍，集贸市场价格增长两倍，而黑市和议价贸易的价格则超过零售价格9倍。
普希金语言学院副教授德·尼·法捷耶夫：“1990年、1991年开始发行各式各样的票证，有蓝色的、粉色的。当时我还小，记得排了大半天的长队。结果轮到我的时候，前边的妇女把最后半公斤香肠买走了，到我这儿什么也没有了。我不停地哭，哭完以后，我发誓再也不去商店了。”
商场前买东西的老太太：“清早起来排队，排了第一个，想买点茶喝。结果到跟前，啥都没有。我退休金不多，只有90卢布。 我工作55年了。”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我们将要出版一本瓦解苏共的编年史，其中有民主纲领派会议的速记稿，例如其代表人物波波夫就讲：‘别管老百姓，我们就是要在莫斯科故意制造饥饿和全面紧缺的状态。’这是原话。”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为了说明戈尔巴乔夫开启的私有化“改革”的恶果，在俄罗斯采访的过程中，我们也特地向完成私有化“改革”的叶利钦时期做了必要的延伸。
苏联解体以后，新独立的国家无一例外地急速推进本国的私有化。叶利钦则比戈尔巴乔夫更为激进。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领导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奥·季·博戈莫洛夫：“戈尔巴乔夫时期，只是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起始阶段，也可以说是孕育阶段。真正大规模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盖达尔推行的经济‘改革’”。
1992年，叶利钦选择36岁的盖达尔主管经济“改革”工作，推行“休克疗法”，希望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快速实现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为什么选择盖达尔的经济‘改革’方案?因为盖达尔吹嘘，两年以后国家各个方面都会变好。根本不懂经济、心里也毫无把握的叶利钦问他：你能不能给我保证?他说：我不光向你承诺，我还向上天发誓，我以我先辈的名义发誓。后来开始的所谓经济‘改革’，实际上是野蛮的资本主义。”
1991年12月19日，叶利钦发布总统令，批准《1992年国有及市有企业私有化纲要基本原则》。一场“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首先放开的是物价。物价很快像断了线的气球扶摇直上。到了4月份，消费品价格就比放开前上涨65倍。
企业生产成本因燃料、原料价格放开而骤增。到6月份，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14倍，企业纷纷压缩生产，市场供求进入恶性循环。
紧缩信贷造成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三角债日益严重，政府被迫放松银根。1992年增发的货币量是上一年发行量的20倍，通货膨胀率在印钞机的轰鸣中高达2509%，到1996年，物价上涨了6000多倍。
“休克疗法”的核心内容就是私有化。盖达尔认为，俄罗斯唯一能走的只有市场化这一条道路，而市场经济与公有制水火不容，因此必须彻底实行私有化。
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则说：“无论把财产分给谁，哪怕是分给强盗，只要把财产从国家手里夺出来就好。”[13]
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是从无偿发放私有化证券开始的。当时，俄罗斯固定资产总量估算为4.3万亿卢布，政府决定先将其中的35%即1.5万亿卢布，无偿分发给近1.5亿的俄罗斯居民。每个在1992年9月2日以前出生的俄罗斯人，都可以领到本集开头出现的一张面值1万卢布——当时相当于25美元的私有化证券，使人人真正成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和受益者。
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史料信息中心主任尤里·彼德罗维奇：“政府发行私有化证券，所有国有企业在那个过程中都通过这种形式，让老百姓把他们获得的证券投到企业里，这样就可以获得企业的股份。通过这种途径把原来的国有企业转化为股份制企业。但后来局势失控了，很多老百姓手里的私有化证券被一些人收购，这些人变成大股东”。
随着物价飞涨，卢布大幅度贬值，不少民众纷纷低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私有化证券，而一些企业的管理者和握有资金的投机者乘机低价收购。
俄联邦政府前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谢·维·卡拉什尼科夫：“当时，有的人站在企业的门口，给工人一瓶酒，就可以换张证券，当时发的私有化券对很多人来说实际上毫无用处”。
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史料信息中心主任尤里·彼德罗维奇：“收购之后，有些人就把私有化券集中投到一家企业，这样他就成了这家企业的控股人，原来的国有企业就成了一个私人企业，这就出现了私营企业主和寡头。”
那些收买了国有企业的人，关心的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是尽快转手盈利。职工既领不到股息，又无权参与决策，生产经营无人过问，企业效益每况愈下。
从1994年7月开始，俄罗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有偿私有化，到1996年底基本结束。
不少国有企业管理者、各级官员以及暴发户们串通一气，大搞钱权交易，按照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政府拍卖的企业。
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教授亚·弗·布兹加林：“国营企业厂长低价把产品卖给私营企业，他的老婆或者女儿在那工作，结果私营企业变富了，国营企业却变穷了、破产了。厂长经理辞职不干了，就变成私营企业的老板，自己就发了大财了。”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是一家拥有3.4万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当时仅卖了372万美元。低价贱卖的企业远不止这一家。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只有1300美元。
在私有化过程中，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外逃，俄罗斯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门类被寡头控制，而大量掌握核心军工机密和国防工业的专家流失西方。
这是一次“世纪大拍卖”。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迅速、最疯狂的私有化，是少数当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瓜分和掠夺全体人民财产的强盗行为。他们乘私有化“改革”之机，损公肥私，化公为私，把苏联几代人艰苦奋斗积累的成果，瞬间化为自己口袋里的财富。其结果是，造就了占总人口5%到7%的俄罗斯新贵，而使绝大多数民众陷入贫困，与之相随的还有社会的分裂和动荡。
许多俄罗斯人称20世纪90年代为充满苦难的“疯狂年代”。
莫斯科市民亚历山大·贡恰罗夫：“在90年代，一直到1998年，情况都很差，我都丢掉了工作。在八个月之内我一直在找工作，收入为零的状态。”
就连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代表人物俄联邦原政府总理米·米·卡西亚诺夫也不得不承认：“90年代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时期，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俄罗斯民众承受了这场苦难。这场苦难使得居民的收入，物质生活水平下降了30%。”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叶利钦‘改革’的结果，他手下的人推行‘改革’的结果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失，从物质层面来讲或者从精神层面来讲，可以说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丘拜斯道出了快速私有化的实质：私有化与其说是解决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政治问题，是“5％的经济加95％的政治”。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创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共产主义政权遗留的经济基础。
在莫斯科街头采访的日子里，我们在一个地铁通道的墙上，看到这样一条显赫的标语“资本主义就是死亡!”
第三集 “公开性”与指导思想“多元化”
这是莫斯科市中心一个文化公园的偏僻一角，这里堆放着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领导人的塑像。这些塑像不仅残破不全、伤痕累累，有的甚至被油漆涂抹得面目全非。
上了年纪的莫斯科人都知道，这些雕塑曾伫立在莫斯科各个环境优美、行人如织的地方。它们曾是众人景仰的历史丰碑，曾是苏联共产党的无比骄傲。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苏联全国上下刮起的那股否定苏联历史的狂潮中，这些塑像连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功绩与人格，遭到疯狂的攻击和嘲弄。
1986年2月，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积极谋划下，苏共二十七大正式提出所谓“公开性”的问题。
列宁当年使用过“公开性”一词，其原意是把党和政府的工作对人民群众公开，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党和政府工作，以便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列宁同时强调“公开性”不是无限的、无原则的。
而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公开性”在“让人民知道一切”、不留“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等口号掩护下，变成专门揭露党和国家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和“消极现象”甚至是歪曲与伪造历史的工具，变成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突破口。
为加强对所谓“公开性”工作的组织领导，戈尔巴乔夫专门选调雅科夫列夫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长，又先后擢升他为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主管意识形态工作。
雅科夫列夫随即对苏联主要报刊和新闻媒体的领导班子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排斥坚持原则、维护党和国家利益的共产党人，并把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亲信安排在各个重要领导岗位上，从而牢牢控制了思想舆论界的领导权。
在雅科夫列夫的干预和影响下，《真理报》、《莫斯科新闻》、《消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等中央报刊主编遭撤换，10种主要大型文学杂志中有7种杂志的主编被更换。一大批主张西化的编辑记者被起用。这些报刊很快成为自由派的宣传工具，成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
一批过去被禁止的反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和电影纷纷被解除了封印。
1987年，歪曲斯大林时期的党内斗争，暗示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公开面世。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市主席、欧亚作家协会主席弗·格·博亚里诺夫：“雷巴科夫也是一位共产党员。推行‘公开性’后，他捕捉到时代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即决定自己也要跟着变化一下。于是，他就把斯大林搬上了解剖台，在那个时期只要能写几笔的人都在涂抹斯大林。雷巴科夫就推出了《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作品引起了轰动，内容既有纪实的材料，更有艺术的虚构，还引进了爱情故事，但本质上是给斯大林脸上抹黑。在那个时候，谁先冲上去，谁首先反对斯大林，谁就是英雄。”
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这些作品的公开出版或放映是经他本人点头的。[15]他还充满感慨地说：“真可惜，在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到这一切!” [16]
大批文学作品的解禁在当时被称为继赫鲁晓夫的“解冻”之后的“第二次解冻”。
电视的宣传威力更为巨大。苏联国家电视台开设的一些政论性专栏，不仅言辞激烈，思想偏激，甚至煽风点火，造谣惑众。一些自由派人士走上电视屏幕，揭露苏联历史的所谓“空白点”，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大造舆论。
为进一步推动指导思想“多元化”，1990年6月12日，戈尔巴乔夫以总统名义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所谓的“新闻自由”。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在此之前，国家对出版物都是有约束的，比如发表文章或播放节目都有专门的机构如党的委员会审查。而现在这些都被取消了，对新闻媒体没有任何的约束，只要有了钱，想出版什么都可以。”
1990年上半年，苏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新闻出版法》颁布后，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论据与事实》、《莫斯科新闻》等官方报刊也纷纷宣布“自主办报”，完全摆脱苏共和主管部门的束缚。到苏联解体前，苏共掌握的报刊仅占1.5％。
掌控了种种媒体的境内外私有资本和权贵势力，竭力丑化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宣扬美化着资本主义的永恒统治。这就是他们鼓吹的所谓“新闻自由”的实质。
解禁文学作品和实行所谓“新闻自由”只是“公开性”的开始。随着“公开无限制”方针的推行，一股气势汹汹的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迅速蔓延至史学界、理论界、思想界。
到1987年形成一场反思历史、重评历史的运动。1988年以后不断升级，一浪高过一浪。形形色色的境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追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论调，从批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入手，进而攻击、诽谤列宁和十月革命，再进而否定整个苏联和苏联共产党。
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这样分析道：“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广大知识分子能与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人民群众利益根本一致。斯大林去世后，自由化现象加剧，部分知识分子的权力逐渐扩张。但当时苏联的国内环境仍在压缩着知识分子自由化的空间，于是企图谋取自己特殊利益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便把目光瞄向国外，通过内外勾结推动苏联解体，进而攫取俄罗斯更多的资源，从而成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巅覆社会主义苏联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层。”
为了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戈尔巴乔夫还打起“多元化”的幌子为确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鸣锣开道。
雅科夫列夫公然宣扬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污蔑十月革命是“少数暴徒发动的政变”，是“魔鬼之歌的序曲”。他还重拾早就被粉碎的谣言，攻击十月革命是德国总参谋部一项秘密计划的实现，列宁是接受德皇资助从内部瓦解沙皇统治的德国秘密代理人等。
“民主联盟”主要成员尤·阿法纳西耶夫宣称：整个苏联的历史是靠使用武力和暴力写成的。[17]
1987年7月，《消息报》载文谴责苏联过去的中小学历史教材，认为以前的历史教科书中“每一个字都充满了谎言”。
1988年6月，苏联教育主管部门做出决定，取消当年中小学历史课的考试，要求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
1989年12月，苏联国家国民教育委员会颁布命令，全面取消大学和其他高等院校的马列主义课程。
攻击领袖、抹黑历史的手法多种多样。30年代“大清洗”迫害致死的人数，在所谓“反思历史”中成几何级数地翻番。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在斯大林统治的时候，有过大规模的镇压，这是事实。被镇压的人都是有名有姓的，整个苏联时期共78万多人。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后来有很多人说‘大清洗’差不多杀了1000万或者1500万，这是严重失实的。”
在后来的交谈中，茹科夫还告诉我们：“至于有人蓄意攻击肃反杀了2000万到3000万人则更是别有用心。”
原《真理报》主编、前国家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那段时间，把一切都忘记了，都失去了理智。共产党所做的事情都被忘记了，对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在二战时期建立的功勋、取得的伟大胜利也都被忘记了，共产党在二战之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成就也被忘记了。后来在90年代最惨的就是那些老战士。当着他们的面侮辱历史、侮辱过去。他们觉得自己的命运遭到了嘲弄。”
对苏联历史的否定导致对苏共领导人的否定。1988年6月，对莫斯科人的一次调查表明，只有不到8%的人正面评价斯大林的历史作用。[18] 这明显是当时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恶果。
他们在苏联所鼓吹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列宁和斯大林所领导的十月革命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把苏联党和国家引导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俄罗斯著名作家、《明天》报副主编弗·格·邦达连科：“我也知道斯大林是一个严酷的人，但实际上他采取的各种措施和决定，是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是当时不得不采取的。在结束新经济政策以后，斯大林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在苏联的领导层里面，在中层领导干部里面，实际上已经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如果斯大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腐败现象就可能蔓延到全国，苏联在20年代就有解体的危险。”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不同的史学家对斯大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史学家对他的政治评价。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绝不能忘记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遭受严重破坏、处于战争废墟的国家。从1917年抵御了外国侵略，治愈了内战创伤，开始了新国家的建设而到50年代初的时候，苏联已经变成一个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强大国家。”
所谓“公开性”、舆论“多元化”，是只允许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观点、思想公开发表，决不许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进行反驳。
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批评苏联大地掀起否定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逆流。此信很快被各共和国、地区、城市和行业报纸转载937次。安德烈耶娃本人所在的工学院也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成千上万的信件，其中超过80%的来信充分肯定作者的看法。
然而，安德烈耶娃的信在党内高层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为了这件事，政治局连续开了两天的会议，由戈尔巴乔夫主持。他们要找出谁是此事的主谋。大家都在质问我，只是没有说出我的名字而已。我总体上正面评价这篇文章。你看多有意思：一封信，一封捍卫苏联、捍卫苏联人民的信，在政治局讨论了两天;而成千上万的反苏联反人民的信，政治局一次也没有讨论过。”
会后，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组织文章公开声讨安德烈耶娃的来信，认为这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接着，苏联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并对来信大加讨伐。
对一名普通党员反映问题的来信，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如此兴师动众、批判问责，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借题发挥，打压马克思主义派，为即将召开的转向资本主义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做思想舆论和组织上的准备。
“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的实质，是取消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党失去正确而统一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从而使苏共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使资产阶级思想成为其指导思想的一元。
“公开性”和指导思想“多元化”还带来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
反共分子公开焚烧列宁像，要求将列宁的遗体从红场迁出。列宁、斯大林等苏共领导人的塑像严重被毁。党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中的地位急速滑落。
广大党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动摇，对党的前途失去信心。大批党员退党，苏共由1900万党员骤减为1500万，退回到1973年的人数。
不仅如此，反共反苏势力还发动报刊把批判矛头指向苏共领导的军队。他们污蔑卫国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大法西斯打败了小法西斯”，经济衰退是军队这只怪兽吸干了国家血汗的结果。
反苏反共势力的无端攻击、歪曲和诋毁使苏军广大官兵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思潮泛滥。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官兵关系紧张。
军队构成也日益复杂，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也日趋下降。1988年入伍新兵中自称是“非正式组织”成员的占到13%。1988年军人入党人数下降21%，一年后则达到23.3%。退党和交党证现象屡见不鲜。逃兵事件时有发生，仅1990年就有3万余人。
随着苏共丧失领导军队的地位和权力，这支由列宁亲手缔造的历经无数战火考验的强大武装，已由维护苏维埃政权的坚强后盾，变成摇摇欲坠的“泥足巨人”。
苏联解体20年过去了。当今俄罗斯人反思那段令人心悸的岁月，仍痛惜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对当年全盘否定苏共、苏共领导人和社会主义苏联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俄罗斯社会大学鲁扎分校校长拉·鲍·科托娃：“我们所有人包括老战士，当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经受过那个困难阶段。可我们都挺了过来。后来，这段光荣历史遭到否定，我们感到十分难过。现在，这些历史在慢慢恢复，我们才感到有一些安慰。”
鲁扎市某校历史教师玛·尼·科夫希科娃：“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历史的记忆，那这个民族注定是不幸的。在年轻人里，培养这种记忆历史的情感，是我们面临的一项任务。”
二战老兵、鲁扎区老战士委员会书记鲍·米·科多夫：“我认为苏联值得怀念，因为苏联战胜了法西斯，获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苏联留下了很多宝贵的精神品德，我们要把它们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2010年7月，俄罗斯电视台第五频道开播了一个名为“时代法庭”电视辩论节目，其主题主要涉及苏联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当辩论“布尔什维克是挽救了俄国还是葬送了俄国”这一问题时，72%的电视观众和88%的互联网网民认为是布尔什维克挽救了俄国。当辩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场灾难还是走出绝境的出路”时，93%的电视观众和86%的互联网网民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一场灾难。
因上述两个结论完全出乎被资本操纵的主办方的预料，这场辩论在中途便被操纵者强行终止。
列宁说：我们干了许多蠢事，但我们干的蠢事，是说“二二得五”，而我们敌人干的蠢事，是说“二二得蜡烛”。#FormatStrongID_348#我们反对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但也承认斯大林本人和斯大林时期干了“二二得五”的“蠢事”；而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干的却是“二二得蜡烛”的“蠢事”。这就是说，戈尔巴乔夫所干的“蠢事”是背叛人民根本利益的“罪孽”，这与斯大林时期所犯的错误有着根本完全不同的性质。
俄罗斯著名作家、《明天》报副主编弗·格·邦达连科：“现在差不多有70%的俄罗斯老百姓很尊重敬斯大林。无论是年迈的老人，还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都很尊敬斯大林。”
今天的俄罗斯，历史的记忆被重新唤起。那些曾被推倒的伟人和英雄的塑像，近些年来逐渐被人们重新竖立起来。许多曾被颠倒的东西，也在人民的心目中重新矗立起来。
不，在人民的心中，真正的历史从来就没有被颠倒过。
第四集 外交“新思维”与“和平演变”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一本著作中写道：“谈论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一样”。#FormatStrongID_360#
在“和平演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西方世界首先是利用大众传媒，宣传资产阶级价值观，诋毁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削弱和对抗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搞思想战。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与东欧国家事务委员会主任约翰·连乔夫斯基：“在新闻媒体中，对苏联政治剧变进程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武器，是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视台和自由等电台。”[21]
字幕：纽约 自由电台
播音员(女)：“自由电台正在广播。”
西方各国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大功率的广播电台每天用6种语言“传播国际以及苏联和东欧国内发生重大事件的信息”，宣传西方社会的“成就”、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德意志电波电台”每天甚至用40种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这些大型电台担负着向苏联东欧国家灌输西方意识形态的重任。
从1988年12月起，苏联停止对西方电台的干扰，并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种西方国家的报刊。
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列·季塔连科：“苏联境内基本上被外国的包括美国之音、自由电台、德国之声、日本NHK等外国电台电视台覆盖了。西方的宣传全面影响着苏联的社会和苏联的历史。过去的英雄都被抹黑，像卓娅、马特洛索夫等等，这些卫国战争的英雄们都被抹黑了。这是篡改历史、歪曲历史的开始”;“我们的领导人完全放任了来自西方的宣传，基本上没有主动防御这些精神上的入侵。所有东西都是失控的、放任自流”。
对苏联大搞“金融货币战”、“军备竞赛”以及所谓的“经济援助”为诱饵摧垮苏联的经济，这是西方世界“和平演变”苏联的又一重要手段。
美国从80年代初发动针对苏联的新一轮军备竞赛，也使苏联不堪重负。从1986年到1990年，苏联军费开支年均增长高达8%，几乎是国民收入增长的两倍，军费总额曾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
俄罗斯联邦政府前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亚·彼·波奇诺克：“美国所展开的星球大战计划让苏联耗费了庞大的人力和物力。本来苏联应该投入到民用设施的一些资金，都投到了国防工业。这是苏联负担不起的。”
从1990年起苏联经济形势日趋严重。为应付国内危机，戈尔巴乔夫主动向西方求援。西方国家乘机在开出“经援支票”的同时，附加了条件苛刻的“政治条款”。
1991年7月西方乘戈尔巴乔夫希望同西方七国首脑会晤时急需获得一笔巨额贷款以解燃眉的时机，提高了政治要价。最后达成的援助协议是戈尔巴乔夫答应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实行分权，如果加盟共和国要求退出苏联，联盟中央不动用武力;经济上全面自由市场化，加速实现全面私有化;军事上在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方面继续让步，以满足美国的要求。
“8·19”事件后，为避免苏联局势失控，西方承诺在5年内筹措1500亿美元援苏资金，构筑所谓的“现代马歇尔计划”，并附带了更为系统、具体的政治条件。但到1991年底，西方见戈尔巴乔夫的大势已去，这项看似庞大的援助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据西方自己的统计，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西方国家答应援苏的经济承诺高达2300亿美元，而实际到位的却只有300～400亿美元。而按照俄罗斯人的说法，西方口头承诺的援助几乎无一兑现。
西方世界还利用戈尔巴乔夫推行所谓“族际关系民主化”，挑拨苏联各民族之间关系，激化民族矛盾，推动苏联的解体。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挑起民族事端，由头就是挑动民族情绪，让民族情绪在苏联极端膨胀，然后挑唆民族之间的关系，诱使他们纷争不断，为颠覆国家打下基础。”
西方的挑唆、怂恿和干涉引燃了苏联民族问题的火药桶。自1986年12月哈萨克共和国爆发阿拉木图民族骚乱事件开始，苏联境内民族冲突如同多米诺骨牌般连锁发生。
据不完全统计，仅1988年在全苏170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大大小小的示威、游行、骚乱和冲突事件就达2600多次，参加者达1600多万人，而其中60%的事件与民族问题有关。
西方开始把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作为解体苏联的突破口。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背景下加入苏联的。西方就此问题大做文章。
原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库利耶夫：“美国和西方从来没有承认过波罗的海三国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他们认为三国是被苏联强行占领的。基于这样的认识，西方支持这些国家首先跑出来闹事。他们在这些加盟共和国花费的精力最多。”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煽动和支持下，波罗的海三国民族分裂势力不断掀起脱离苏联的独立浪潮。从1987年开始，每年的8月23日，三国的民族分裂势力都要挑动一些人举行大规模的要求“独立”的游行示威活动。1990年春，当三国民族分裂势力直接掌握政权后，就率先动手拆毁支撑苏维埃联盟大厦的柱梁。
西方世界对苏联“和平演变”的关键是利用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外交新思维”，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内部特别是高层寻找与培植“第五纵队”。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西方国家原来每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媒体宣传资金达到600亿美元。美国政府著名的顾问基辛格讲：‘干什么还要进行宣传?不如直接在苏共党内建立第五纵队，培养代理人’。”
“第五纵队”称谓源自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时期，是对国家叛徒和民族内奸的通称。
当历史的时针指向1984年的时候，西方认为他们从苏联内部找到了最合适的代理人，一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第五纵队”。
1984年底，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戈尔巴乔夫主动示好的坦诚以及他在议会发表“核时代必然要求人们有新的政治思维”的主旨演讲，给首相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智囊团留下了深刻印象。
雷日科夫认为：这是戈尔巴乔夫同西方合作的开始，也是西方对苏共未来总书记的一次摸底会见。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一起做事的人……他值得信赖。”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23]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其《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对自己的“新的政治思维”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强调“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观的优先地位”，[24]并将其作为指导苏联内外政策的依据。
“新思维”的实质是承认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决定苏联对外对内的各项方针政策。
1991年11月，卸任一年的英国原首相撒切尔夫人应邀在美国休斯敦举办的美国石油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约45分钟的演讲，中心内容可以归纳为“我们是怎样瓦解苏联的”。
撒切尔夫人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遗憾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由此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便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
随着“改革”的展开，戈尔巴乔夫很快成为西方的宠儿。西方政要赞赏他的调门也越提越高。美国前总统卡特更是肉麻地吹捧戈尔巴乔夫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最有吸引力、最有创新精神的领导人”。
西方不仅给予戈尔巴乔夫精神鼓励，还进行丰厚的物质引诱，让他分泌更多的“异质”新思维。据博尔金回忆：“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一百多万美元。”[25]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政论家罗伊·麦德维杰夫说：“我的一本厚书，在美国出版，得了几千美元。但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薄薄一本小书，在美国出版，却得了300万美元的稿酬。”
1990年，西方还授予戈尔巴乔夫该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奖金86万美元。
竭力支持戈尔巴乔夫推行外交“新思维”的雅科夫列夫，是西方特别关照的另一位苏联政要。
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1993年2月13日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披露：“我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就从几个可靠的渠道获悉，雅科夫列夫196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期间被美国特工机关收买并在苏联‘改革’期间接受过美国方面的指示。”[26]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手里有一份名单，是出卖国家和党的利益的人。当他把这份名单交给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说，不要玩你们那些间谍的游戏啦。”
戈尔巴乔夫的态度使苏联安全部门当时无法对雅科夫列夫和其他人员进行立案调查。
1989年上台的美国总统布什加紧实施针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攻势。他采取一项既支持戈尔巴乔夫又扶持政治反对派的上下结合的“双轨政策”，积极培植和壮大苏联境内反共反苏的力量。
在苏联国内，从20世纪60年代下半期起，就开始出现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组成复杂，动因各异，但其中不少的确是亲西方的政治上的反对派;西方世界不断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为幌子，积极扶植他们。1970年、1975年西方把诺贝尔文学奖、和平奖分别奖给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
1985年以前，由于苏联党和政府防范较严，持不同政见者只是时断时续地从事地下活动，在苏联国内政治影响并不大。
原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库利耶夫：“持不同政见者利用苏联国内的困难，投机取巧，扩大自身的宣传，并当成生意来做。西方国家很快找到这部分人，向他们提供资金，供养他们，并把极个别的现象扩大为整个社会问题。西方就是利用几十个持不同政见者，向全世界宣传苏联没有言论自由。”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随着超阶级、超国家的“新思维”的推行，萨哈罗夫等持不同政见者的头面人物相继获得了合法身份，公开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
支持和利用苏共内部的反叛势力，借助他们打压苏共党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传统派”，使得亲西方的“改革”变为不可逆转，这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意义重大。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西方采取一切措施，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苏共，让苏共从内部变得难以控制。他们为什么把主要矛头对准苏共呢?因为苏共是团结领导全体苏联人民的磐石，不摧垮这个磐石，他们目的就达不到。”
随着苏共党内分歧日益严重，特别是随着叶利钦在苏联政坛的迅速崛起，西方决定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同时支持叶利钦。
1989年9月，已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叶利钦访问美国。美国政府竟以一个独立国家元首的极高规格接待他，不仅安排他到纽约等11个城市发表讲话，而且还安排总统布什、国务卿贝克、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以及前总统卡特等众多政要“亲切”会见叶利钦。
心知肚明的叶利钦投桃报李。他在访美期间大肆诋毁共产主义“是一张幸福的乌托邦支票”，盛赞资本主义“繁荣向上”。后来他由衷地感言：从那时起“我已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27]
西方还加大对苏联其他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支持和培养力度。这些人的影响和作用甚至延续至苏联解体以后。
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列·季塔连科：“西方大量培训原苏联和东欧及中亚未来一代的领导人。比如自由派人物盖达尔也是从那里学的。所有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都在美国接受过培训。而有些国家的总统是直接从美国派过来的。”
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说过：美国为瓦解苏联花费了几万亿美元。可我认为，不光有美国人参与其中，还有一支隐藏在苏联内部的“第五纵队”。这些人依靠美国人吃饭。人数虽然不多，但也正是他们打残了苏联。
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实际上成了西方在苏联内部“第五纵队”和“代言人”的总代理。
2011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解密了苏联解体的部分档案。
这是1991年5月11日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的秘密通话的一份记录。在通话中，戈尔巴乔夫称老布什为“我亲爱的乔治”，并希望“亲爱的乔治”能迅速知晓他在苏联国内所作的种种努力。老布什的回答是：“了解。米哈伊尔，我知道你正在通过与九个加盟共和国之间制订新条约，延续深化着你的改革进程。对此，我除了赞扬，还是赞扬。” [29]
老布什赞扬的戈尔巴乔夫企图制订的新条约，实质上是解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前奏。
解密的档案中，还有一份是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8月21日的通话记录。那天中午，为挽回苏联被瓦解的命运的“8·19”事件已经宣告失败。当老布什从大洋那端听到戈尔巴乔夫的熟悉声音，便知自己在苏联第五纵队的首领平安无事时，显得分外惊喜而激动：“米哈伊尔，谢天谢地，太好了!”而戈尔巴乔夫却带着无限委屈又有“胜利”的无比喜悦诉说着：那些冒险家没有成功!
1991年8月21日清晨8点，老布什发表了措辞极为强硬的谴责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血腥镇压”民主，但“暴政”吓不倒热爱自由的俄罗斯人民之类的讲话之后，即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通了电话。
1991年6月21日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秘密通话记录中，戈尔巴乔夫还直言不讳地对老布什说：“叶利钦担任的，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职位。我将一如既往地开展与他之间的合作，那毫无障碍。”[30]这清楚表明，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既有相互争斗，但更多的是相互合作，并争相在美国主子面前邀功。
戈尔巴乔夫当政6年多时间里，在削减导弹及核武器等问题上，完全迎合甚至为表 “诚意”而更多更主动地满足美国的要求，结果留下的是严重的后患。
原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披露道：“当我们开始削减中程和短程导弹，甚至刚刚开始为其做准备时，美国人便开始派遣自己的代表几乎深入到每个旅。我们只在美国的两家导弹工厂和另外两个地点派出自己的观察员，而美国人却向我们的117个基地派驻了观察员！”[31]
在处理东欧国家局势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也完全按照西方的眼色行事。对这些国家内的政治反对派的猖狂进攻袖手旁观甚至鼓励纵容。
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正式解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这一军事组织相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但没有相应解散，反而在冷战后强化其军事职能，成为当今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欺凌弱国小国、推行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工具。
应西方和所在国的要求，苏联毫无计划、匆匆忙忙撤回驻外国的军队。在醉醺醺的叶利钦指挥下奏响的军乐声中，苏联军队满面蒙羞地撤出在东德的军事基地。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西方在这个过程中找到的对象就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叶利钦这样的人。他们缺乏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很卑劣。就像原子弹三种物质一旦结合形成爆炸一样，他们使伟大的国家垮台，经济成就、社会成就丧失，干部队伍瘫痪。对于全体人民来说，谁也没有想到掌握权力的，是这么一些随时出卖党、出卖国家、出卖人民、出卖同盟者的人。当苏联共产党和全体人民反省过来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就详细勾勒了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
经美国历任政府坚持不懈的持续努力，他们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第五集 “改革”为了谁
2010年10月，当摄制组走在莫斯科列宁大街上，无意中发现了一家醒目的咖啡馆——苏联咖啡馆。
走进这家咖啡馆，恍如回到久违的过去。这里的每一幅照片、每一张宣传画、每一张报纸、每一段音乐，无不诉说着那个早已逝去的国家。
苏联咖啡馆经理：“在莫斯科一共有5家叫苏联的咖啡馆。我们这家装修是最好的，不光装修最好，员工还来自15个加盟共和国。每个员工一个民族，15个国家15个员工。每个人都会做自己民族的菜，这样一共有15道比较拿手的菜。所以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人都踊跃来到这里品尝特色的家乡菜。”
从上午10点开门，一直到午夜打烊，生意红火，宾客络绎不绝。
苏联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呢?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什么是苏联?这是一个公正的政权，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政权。苏联时代，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占60%，现在议会中一个也没有。第二，苏联意味着经济命脉掌握在国家手中。第三，苏联意味着免费的住房、医疗与教育。第四，苏联制度意味着没有贫贱富贵之分，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超富，也没有贫穷和赤贫。”
列宁明确指出：在各种纷纭复杂的事物中，要一时分辨不清，那就提出“‘对谁有利？’这个问题”[33]。毛泽东也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FormatStrongID_515#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亡党亡国原因和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改革”的评价仍众说纷纭，那么，提出“对谁有利”和“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一认识问题的根本方法，依然为我们提供着观察、剖析的锐利武器。
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党、政权和各级领导人牢记党的宗旨，保持党的纯洁，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在俄罗斯采访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常常深切感受到广大民众对这种风清气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深切怀念。列宁的清正廉洁自不待言，斯大林去世时，只有相当于当时一个熟练工人半个月工资的900卢布的存款。
苏共严重脱离群众、以权谋私，大搞特权和严重腐败，开始于赫鲁晓夫时期，形成固化于勃列日涅后期。党和社会上形式主义盛行，奢靡之风猖獗，官僚主义泛滥，享乐主义“主宰”着很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连党委书记也都明码标价。1969年阿塞拜疆一个区委第一书记就“价值”20万卢布，第二书记是l0万卢布。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官僚主义者已不再以追逐自己的享乐为满足，他们逐渐把所拥有的特权固化并扩大，甚至通过立法企图长期侵占并嫡传后代。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苏共在‘改革’之初就不能再充当领导党和执政党了。支部、区级组织、州级组织等地方党组织，实际上被剥夺了参与制定‘改革’政策的权利。所有的决策只在极小一部分人中作出。‘改革’的领导者一方面在口头上说全面民主化，而另一方面他们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没有任何改变，反而更加专制。在这个时期，苏共中央在老百姓眼中也完全失去了权威性。”
苏共越来越游离于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之外，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各种官僚腐败分子、投机钻营之徒混进党内，兴风作浪。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由于对要求入党者审批的放宽，什么人都可以入党，其结果就是怀着各种私利的野心家混入党内。鱼烂是先从头上烂起的。从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党的领导层就开始了腐烂。这些混进党内并企图不断高升的人入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入党后，就意味着可以到非洲去狩猎，把自己的儿子、孙子辈安排好，把自己的家庭安排好。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和最终解体，实际上是在家庭这个最基础的层面就发生了。”
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书记尤·尤·叶尔马拉维丘斯：“戈尔巴乔夫和他身边的人干的不是共产党人该干的事。这些人虽然挂着党员的招牌，但是骨子里却是反对共产党的。所以，党到最后的灭亡是必然的。”
苏联共产党是苏联人民长期信赖并以之为依靠的主心骨和领导力量，苏共领导地位的丧失使苏联人民彻底失去了维护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就给掌握特权的阶层谋取私利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也由此催生了一个新资产阶级，它成为最终瓦解苏共和苏联的阶级基础和物质力量。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我们认为导致苏联解体基本上是主观方面的。首先是上层领导人政治上的变质。他们主要为个人发家致富，想无限制地统治人民。他们后来都成了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
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是否赞成保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参加投票的人数为1.47亿，占有投票权公民的80%，结果显示，有高达76.4%的投票者坚决主张保留苏联。
但全民公决后仅仅一个多月，戈尔巴乔夫就违背人民的意愿，撇开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直接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九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新奥加廖沃别墅开会讨论新联盟条约草案，准备将国名改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抛弃了反映联盟国家性质的“社会主义”字样，并主张各加盟共和国实行各自的税收制度，这就从法律上破坏了联盟国家的统一，为分裂苏联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8月15日，戈尔巴乔夫公布了即将签署的新联盟条约正式文本的草案。
原《真理报》主编、前国家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总统，他是软弱无能的，没有任何政治远见。实际上，他当时以为通过签订一个新的联盟条约就可以拯救苏联，但此时为时已晚。从1990年开始，陆陆续续闹独立的活动在全苏联蔓延开来，规模越来越大。”
俄联邦政府前劳动和社会发展部部长亚·彼·波奇诺克：“老百姓是反对苏联解体、赞成保留苏联的，可是‘精英阶层’赞成苏联解体。我们看一看，当时各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波罗的海的、乌克兰的、中亚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他们都希望独立。他们宁愿做农村里的老大，而不愿意在城市里面当老二。”
“8·19”事件失败后，以叶利钦为首的所谓“民主派”很快掌控了莫斯科的局势，开始加速分裂国家的活动。
原《真理报》主编、前国家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1991年是可怕的一年，苏联开始解体。全民公决有近80%的人赞成保留苏联。我作为苏联人当时就宣布，我一定要捍卫苏联的存在。要终结苏联，我什么时候都不会同意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三个阴谋家，他们偷偷钻到别洛韦日丛林，秘密签订了一个协议，苏联不久就终结了。”
谢列兹尼奥夫所说的“三个阴谋家”就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
1991年12月7日，他们来到位于白俄罗斯别洛韦日国家公园深处的“维斯库利”政府别墅，讨论苏联的未来。
经过不到两天的密谋，他们达成了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即“别洛韦日协定”。
协定开宗明义地写道：“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是苏联的创始国，签署了1922年的联盟条约。现在，我们将停止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的存在。”
就这样，三个苏联地方政权领导人，三个原苏共党员，违背全民公决的意愿，炮制了肢解苏联这个庞大国家的决定。
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宣布：“我们三个人聚集在这里，是为了阻止联盟继续走向崩溃，依据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力，我们签署了关于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宣言。”
当得知别洛韦日协定签署的消息后，戈尔巴乔夫已明白他的总统宝座已经很不安稳了。但他此时考虑的不是采取措施反击“三个斯拉夫莽汉”摧毁苏联的行动，而是关心自己辞去总统后能否保持每个月4000卢布的退休金和别墅等待遇。
1991年12月25日，是苏联总统的最后一天。当时电视台对此前一天是这样记录的。
解说：离传统的圣诞节还有一天。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着两面旗帜，一面是苏联的国旗，一面是代表俄罗斯的双头鹰国旗。尽管联盟国家已被废除，但总统的职务还没有解除，人们都在等他自行离职。卫兵们还在一如既往地履行自己的换岗仪式。
解说：雪天的列宁像显得更为冷峻，像是在洞察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
记者：“你怎么看待戈尔巴乔夫执政，他干得怎么样?”
小伙子：“他是一个早就该退下去的人。他让国家变穷了。他唯一做的事，就是建立了一个民主化程度更低的官僚体制。”
姑娘：“如果他能辞职，那是正确的，因为他没有很好地履行他的职责。”
戴眼镜中年人：“他干了这么多年，全国人民都不满意，现在我们寄希望于叶利钦了。”
这一天，整个苏联出奇地平静。这种平静连戈尔巴乔夫也感到吃惊。
此后，他在多种场合多次竭力地洗刷、开脱自己的罪责。1990年12月曾在第四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要求戈尔巴乔夫总统辞职的苏共女党员乌马拉托娃说：“尊敬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先生，您带来的只有骨肉分离、流血和眼泪，无辜民众的死亡、饥饿、寒冷和崩溃。”[35]
194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的原苏共中央国际部第一副部长加伦·布鲁坚茨：“我的岳母是一位上校的妻子。他的丈夫经历了整个卫国战争。有一天她收到了好友尼娜·安德列耶芙娜·加别伊娜从乌克兰寄来的信，加别伊娜是卫国战争的老兵。她这样写道：现在的情况是，我们身处国外，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与亲友无法相见、无法交谈，我越来越感觉到强烈的寒风，我们好像赤裸着身体，站在刺骨的寒风中。”[36]
大洋彼岸却一片沸腾。在宣布辞职之前，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依依话别。布什赞扬他“使苏联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而里根称赞他的功绩将“永垂史册”。
苏联亡党亡国，悲愤者与欢呼者竟然如此泾渭分明。
苏联亡党亡国后，给广大的苏联人民和俄罗斯人民带来的是什么呢?
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在其著作《大国悲剧》中写道：苏联解体“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苏联统一的经济空间、国民经济和科学遭到破坏，产生了近千万的失业大军”[37]。
社会主义制度被摧毁后的前十年，俄罗斯没有新建过一个电站，没有建设过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大工厂，却有成千上万的现代企业被关闭，被偷抢一空，整个国家全靠苏联时期的老底子过日子。俄罗斯财富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民族矛盾、社会矛盾不断激化。
民族分裂，种族冲突，恐怖谋杀等暴力事件接连不断。苏联解体使2000多万俄罗斯人被迫留在“境外”，几百万人流离失所。20世纪90年代初期，仅塔吉克斯坦由于社会和民族冲突就死亡60万人，上百万人背井离乡。
俄罗斯黑手党无法无天，犯罪猖獗。苏联剧变后十年间各种犯罪，尤其是重大犯罪案件剧增。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踪人口超过10万。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人被杀害，平均每10万人口有1000个犯人，这是世界上最高的犯罪率。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每年缩减人口有80万左右。近些年来，全俄平均预期寿命从70岁降到64岁，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竟降到54岁。
苏联解体后，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接掌了俄罗斯联邦的政权，他们成为“改革”的直接受益者。
俄罗斯科学院的一项权威调查显示：俄罗斯新社会精英出自原苏共的官僚，在最高领导层占到75％，政党首领占57.2％，议会领导60.2％，政府部门74.3％，地方领导82.3％。
私有化造成了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1998年，20％的居民手中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这其中有大部分集中在200~300个家族手中。他们大量廉价收购国有企业和银行股权，迅速完成了资本集中和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形成了俄联邦首批金融和工业寡头。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现在看看我们各个领域。财政、金融和能源领域的这些大亨们，这些有名有姓的寡头们，查看他们的经历就会发现，他们多数是共产党高级领导人。比方说霍多尔科夫斯基。他们基本上也不需要改变他们的居住的地址，他们连上班的办公室都不需要变更。”
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寡头们呼风唤雨，曾几何时左右着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大局。
就是这位号称“克里姆林宫教父”的人，在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中，纠合13名财阀联名支持叶利钦。他们利用金钱和掌控的新闻媒体，组织大规模舆论宣传，竭力阻止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当选。
别列佐夫斯基同期声：“俄罗斯的电视不是娱乐，毫无疑问俄罗斯的电视是政治。如果不是电视，我们肯定不会赢得选举。”
叶利钦竞选成功后，别列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负责车臣地区的石油运输等工作。
而更多的时候，这些寡头们幕后操纵政府的人事安排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就连曾任俄罗斯副总理的盖达尔也无可奈何地说：“在最厉害的时候，俄罗斯政府被7～10个商人左右，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撤换总理。”
“民主派”掌权后，俄罗斯人民是否享有所谓的“民主”呢?
1993年5月1日，数万名群众在十月广场集会。他们打着“不要勉强活着，要有尊严的活着”、“苏维埃社会主义俄罗斯万岁”、“ 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标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
当人民起来，通过宪法及相关法律要求总统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的时候，遭到的却是无情的镇压。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与叶利钦的较量日趋白热化。1993年10月，民选总统竟然用坦克和大炮攻击了议会大厦，“人道”、“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这些美好的词句和良好的愿望也被这隆隆炮声击得粉碎。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1993年的时候，当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开始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时候，总统却向那些提要求的人开了炮。自己的最高苏维埃刚表示出不同的意见，就把他们给轰了。”
原《真理报》主编、前国家杜马主席根·尼·谢列兹尼奥夫：“在炮轰白宫前，还没有被铁栅栏围起来的时候，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入。在广场的那些人，后来被机关枪冲锋枪杀死了，谁也说不清楚当时死了多少人。”
据官方宣布，这场流血冲突造成142人死亡，744人受伤。媒体将其称之为“十月事件”。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议会第一次遭炮轰。就连拿破仑当时也没有用武力解散议会，最多也只是把议员们从议会赶出来。叶利钦下令炮轰议会，可谓开了人类历史之先河。‘改革’本应是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主义。从戈尔巴乔夫上台，我们研究所就进行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年度调查。我们的调研报告连续出了18本。通过我们的调研，我们认定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所执行的‘改革’路线都是反人民的。”
斯大林在他的演讲和文章中，多次引用过古希腊神话中英雄安泰的故事。斯大林的比喻是要告诉人们：共产党就好比安泰，党永远不能离开大地母亲即人民群众。党的特权、腐败阶层“斩断”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就必然改变党的原有的性质与宗旨，这样的党最终就必然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苏共垮台前不久，苏联科学院曾对苏联亡党亡国前夕的苏共究竟代表谁进行民意调查，调查结果，认为此时的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代表党的官僚的竟占到85%。
这样的党，还能存在吗?
第六集 “改革”的领导者
这是一处位于莫斯科西南部的著名公墓——新圣女公墓，俄罗斯不同时代的众多名人长眠于此。
赫鲁晓夫是唯一安葬在这里的原苏共最高领导人。由黑白大理石块左右对垒而砌成的墓碑，象征着他被毁誉参半的一生。
距赫鲁晓夫墓不远，是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的墓。白蓝红石料雕琢而成的墓碑，仿佛一幅飘动的俄罗斯国旗。
从黑白人生的赫鲁晓夫，到三色旗时代的叶利钦，浓缩了苏联一段风云变幻而又曲折苦难的历史。
1985年3月，当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最高领导人时，人民曾对他寄予厚望。
普希金语言学院副教授德·尼·法捷耶夫：“我现在唯一记得比较清楚的是，那段时间，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一个跟着一个死去。突然有一天上来一个年轻人，戈尔巴乔夫上台了，我们认为好。年轻人可以带来一些新的活力。”
然而仅仅过了六年零九个多月，苏联就遭遇亡党灭国的悲剧命运。领导苏联“改革”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在苏联亡党亡国的进程中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无疑是领导苏联最后六年多“改革”的灵魂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对整个“改革”以及领导“改革”的苏联共产党有着直接和决定性的影响。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年出生，国立莫斯科大学毕业，长期从事党务工作。
纵观戈尔巴乔夫的履历，他可谓官运亨通，仕途顺达。他39岁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49岁当选政治局委员，54岁出任总书记。然而，这位年轻的领导人却没有给苏联和苏联人民带来期盼已久的幸福与安宁。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市主席、欧亚作家协会主席弗·格·博亚里诺夫：“戈尔巴乔夫执政后不久，破坏国家的进程就已经开始了。这就像核爆炸，一丁点儿爆炸就会波及全国，一丁点儿癌细胞扩散就会危及全身。加上西方势力的操纵，他更加变本加厉。再后来国家粮食供应紧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发生等。这些情况表明，他既不能管理国家，更不能拯救国家。”
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列·季塔连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名字是‘改革’，实际上是一个破坏苏联、瓦解苏联的计划。”
戈尔巴乔夫把苏联引向灾难的深渊，决不仅仅是因为他执政能力不强或个人素养不足，根本原因是他早已放弃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戈尔巴乔夫说他人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消灭共产主义，他不久前还这么说过。”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直到现在还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失去了发展的潜力，社会主义是不能进行改革的。他自己多次讲过，他在儿童时期就不同意共产主义。他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变节者。”
戈尔巴乔夫还毫不讳言：“就像下棋一样，就是要打击社会主义。另外一步就是消灭苏联。还有一步，就是瓦解我们的党。”[38]苏联解体后他又公开声明：“共产主义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俄罗斯的悲剧，就在于马克思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 [39]。他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产主义的影响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清除而感到非常的荣幸。
尼·伊·雷日科夫在其《大动荡的十年》一书中悲愤地说：戈尔巴乔夫等人“背叛了党，出卖了国家和人民”;[40]“而且也背叛了人类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41]我们“可以原谅错误，但不能饶恕蓄谋的叛变”。[42]
原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国家杜马副主席瓦·亚·库普佐夫：“你看看列宁作为领导人时，他什么时候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俄罗斯人从来没有想过也根本不相信作为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能够出卖共产党。苏联共产党70多年的执政，任何时候都不会想到共产党总书记的背叛，人民也于心不忍这么想，但伤心的时候已经晚了。”
不信仰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戈尔巴乔夫又信仰什么呢?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再存在以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戈尔巴乔夫承认，从本质上说“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43]
戈尔巴乔夫所说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他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根本转变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产物，其思想政治渊源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
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时，25岁的戈尔巴乔夫刚参加工作不久。赫鲁晓夫提出的错误理论，特别是他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给正处在思想成长过程中的戈尔巴乔夫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2001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俄罗斯灯塔电台采访时就坦白承认：我们是苏共二十大的孩子，苏联60年代的历史对我们影响很大，年轻时我们是怀着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入党的，但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44]
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伊·卢基扬诺夫：“我认为赫鲁晓夫脱离马列主义正确轨道不是从口头上背离开始的，而是从实践中悄悄开始的。他忘记了列宁这样的忠告：社会主义政权、社会主义原则的胜利不能保证我们永远不会倒退到反面，倒退到敌人的立场。”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和高官都是两面派、双面人。比如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在他们心里，苏联国家的利益决不是首位。这两位倾向西方的人对苏联解体都起到了关 键作用。”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生于1923年。20世纪50年代末期，曾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60年代初进入苏共中央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担任过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
1983年，戈巴乔夫访问加拿大期间，对时任驻加拿大大使的雅科夫列夫极为赏识。两年后，在戈尔巴乔夫的授意下，雅科夫列夫迅速高升，并很快奠定了他在戈尔巴乔夫智囊团中的首要地位。
雅科夫列夫混迹于苏共长达数十年，然而他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早就失去对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全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恶毒攻击苏联共产党和列宁、斯大林等党的领袖。
俄罗斯作家联盟莫斯科组织理事会主席弗·伊·古谢夫：“雅科夫列夫加上他周围的班底，都否定苏联历史，否定苏联国家取得的巨大成就，否定这些巨大成就在建设国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国家。整个90年代国家悲惨状况都是他们导致的。”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在到加拿大做大使之前，他一直宣称自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坚定的列宁主义者，后来他却成为社会主义的出卖者。”
1998年雅科夫列夫曾接受《消息报》采访。当时记者问他：您是共产党培养的干部，有最高的职位，您怎样把自己的职位和反共观点结合在一起？他的回答是：要搞掉苏维埃制度，“有不同的途径，例如采取持不同政见者的办法。但是这是没有什么前途的。这事应当从内部来进行。我们只有一条路——借助极权主义的党的纪律从内部破坏极权主义制度。”[45]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库·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是双面人，挂在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词句比戈尔巴乔夫多，实际上与西方联系密切。他完全是一个双面人，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影响极大。后来，他公开跳出来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反对苏共，成为苏联制度的敌人。”
雷日科夫是这样评价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他们是“一对凶狠的家伙”，“整个一生都在以虚伪的面目示人”。 “他们一个是‘策划者’，另一个是‘施工队长’，无论在阴险的‘创意’上还是在创意的实施上，都是狼狈为奸，相互利用。直到苏联垮台之后，党被禁止活动，这两个家伙才抛去假面具。正是党给了他们成长的道路，而他们却毁掉了党。”[46]
2011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拍摄并播放的八集专题记录片《苏联解体》解说词中是这样评价雅科夫列夫的：“是位思想家，是公开性政策的主要组织者，被称为隐蔽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因为虚伪狡猾而臭名昭著。”[47]
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的另一个主要帮手是谢瓦尔德纳泽。
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格鲁吉亚人，1928年出生。60年代起从事党务工作，靠吹捧从区党委领导人逐步升任格鲁吉亚共和国第一把手。
谢瓦尔德纳泽善于看风使舵，左右逢源，在他那一头银丝般的白发下深藏着别人猜不透的老谋深算，被人们戏称为“高加索银狐”。他走上政坛后，经常张口共产主义，闭口马列主义，而当戈尔巴乔夫主政后便马上更换了另一副政治面孔。
1991年他回答法国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说：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过共产主义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过斗争。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坚信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改变这一现象。90年代初的一天，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制度已腐烂了，必须全部加以摧毁，并自上而下地进行彻底改造。
原苏联驻埃及和土耳其大使埃·古·库利耶夫：“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解体过程当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从德国轻易撤军，这也是谢瓦尔德纳泽说不清楚的一件事。”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东西德合并的时候，西德原先答应支付4000亿美元，而戈尔巴乔夫和当时德国总理谈的时候才要40亿，仅为其百分之一。连德国人都不理解，最后给加到了80亿。”
在瓦解苏共、埋葬苏联的“领导者”中，叶利钦无疑也是一位突出的重要人物。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如果我们说戈尔巴乔夫是把整个苏共掩埋了，叶利钦所做的就是把苏联的制度整个都给埋葬了。”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1931年出生，俄罗斯人。1961年加入苏共，1976年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1981年当选苏共中央委员。
1985年11月，戈尔巴乔夫调任叶利钦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不久将其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87年10月，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点名批评利加乔夫和政治局。叶利钦的公然挑战遭到与会者的反击。两个星期后，叶利钦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被解除，后改任国家建委副主任。
叶利钦后来说，“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我推到荒无人烟的偏僻角落里，也没有把我发配到遥远的异域他乡。相反地，他似乎是很高尚地宽恕我，怜悯我”，“我从来没有把同他的斗争作为自己的目标。不但如此，在诸多方面，我是跟着他亦步亦趋，去拆掉共产主义大厦的一砖一瓦。”[48]
原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亚·谢·卡普托：“纵观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无论从早期沙皇时代还是到苏联时期，连续有两个国家领袖级的破坏者的现象是不曾有的。可以这样说，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准备了土壤，最终是叶利钦实现了。”
莫斯科市民阿·别尔曼：“人们一开始对叶利钦的期望值很高，把他当成救星，当成上帝，但是他最后做的事情比戈尔巴乔夫更坏，大家对他感到很失望。不少人原以为他是一位英雄，一位上帝，结果是个毛毛虫。”
莫斯科市民亚·贡恰罗夫：叶利钦“这个人更糟糕。没有什么意志，也没有什么责任心，在俄罗斯的历史上，没起什么好的作用，活像一位恶魔。”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苏联共产党起初是布尔什维克党，到了后来，它蜕化变成另外性质的党。苏联解体的主要责任应该由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承担。”
“改革”的领导者们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他们不仅给党、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而且也把自己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在鄂木斯克州的一个公开场合，戈尔巴乔夫被29岁的乌柳科夫猛击了一拳。这个小伙子说：“我想打这个人一记耳光，以惩罚他对国家所做过的事。” [49]
2003年11月，曾两度当选格鲁吉亚总统的谢瓦尔德纳泽在美国支持的更加亲美的“精英”萨卡什维利等人发动的“玫瑰革命”中黯然下台。他十分无奈地抱怨说：“我是美国政策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我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50]
2005年10月18日，雅科夫列夫在饱受病痛折磨后去世，终年81岁。西方和俄自由派人士对雅科夫列夫的一生大加赞誉，但俄罗斯多数民众认为他是“毁灭国家和党的可耻叛徒”。
2007年4月23日，叶利钦因心脏病去世，终年76岁。当时的民意调查表明，自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以来20世纪俄罗斯所有领导人当中，对叶利钦的评价最差，甚至排在戈尔巴乔夫之后。愿意生活在叶利钦时代的人只有1％。#
苏联亡党亡国20多年来，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无时无刻不在反思。本片以上各集对俄罗斯各阶层人士的反思已经作了相应的反映。
从一定意义上讲，最具说服力的还是那些当年“持不同政见者”的悔恨和“改革”的领导者的反思。
1994年，俄罗斯著名作家、原持不同政见者马克西莫夫去世前躺在病床上对《真理报》记者谈到：“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对现在发生的一切感到如此痛心”，自己的祖国被糟蹋成这个样子，好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被强奸一样。再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了”。
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对斯大林及苏联进行无情批判的作家、学者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苏维埃制度覆灭后，看到俄罗斯的混乱局面，非常痛心和后悔。他在苏联剧变六七年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20世纪是“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
当年反共反社会主义十分坚决的《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1994年从美国回到国内后，尽管政治态度有时有所反复，但他从西伯利亚乘火车返回莫斯科，在沿途看到俄罗斯一片败落景象时，也十分痛苦地说：“我害了俄罗斯祖国”。1996年，他即发表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小说通过描写斯大林去世前后的境况，肯定斯大林及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取得的巨大成就。作者甚至在小说中直面高呼：俄罗斯“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54]
当年签署协议使苏联解体的三巨头之一、乌克兰首任总统列昂尼德·马卡罗维奇·克拉夫丘克2005年在反思苏联解体这一事件时公开承认，如果早知道事情的结局会是这样，我宁愿砍掉自己签署《别洛韦日协议》的那只手。[55]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同时也承认那些时代、阶级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甚至在特定条件下和一段时日内所起的决定性的反作用。
梳理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历史，有这样一条十分清晰的逻辑脉络：苏共党内逐渐形成了脱离、背离和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特权阶层和像戈尔巴乔夫等人这样的代表人物。这些领袖人物丧失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主张放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全盘照搬西方的理论和制度模式，最终导致苏共74年执政地位的丧失，其结果只能是经济危机，政治动荡，意识形态领域混乱不堪，精神消极颓废，社会矛盾叠出，人民群众遭殃。
从世界“冷战”历史角度看，西方世界“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亡党亡国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苏联亡党亡国的过程中，西方世界和平演变战略这一外因，是通过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这些代理人的内因而起作用的。
在俄罗斯采访的日子，我们听到不少俄罗斯人对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无比自豪，同时也对中国寄托着殷切的期望。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安·久加诺夫：“我想给中国朋友说这么一句话，中国30年来取得巨大成就，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苏联解体的原因和苏共衰亡的教训，因为只有充分总结这些教训和灾难，中国人民才能够稳妥地建设自己的国家。”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中国只有避免出现这一问题，才能强大起来。俄中两国应该加强合作。”
恩格斯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在曲折中顽强前行，在低潮中艰难复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可逆转，社会主义必将在曲折与苦难中迎来一个又一个绚丽多姿、无比辉煌的春天。
结束语
认真剖析苏联亡党亡国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至少可以从中汲取以下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理论正确，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人民便有无比光辉的明天。理论错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蔑视，就如恩格斯所说：“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第二，必然始终坚持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从而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只有始终为了群众，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的党才能永不变质，永葆纯洁性和先进性，才可能长期执政。
第三，必须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切实加强监督。这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56]
第四，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两者不可偏废，更不能分离甚至对立，并在确保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始终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第五，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高度警惕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阴谋。在新的形势下，更应特别注意西方强国搞“金融操纵”﹑“意识操纵”﹑“非政府组织渗透”﹑利用互联网煽动“街头政治”等西化、分化的新的形式。
第六，必须始终坚持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掌握在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始终高度重视培养一代又一代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任何时候都应该牢记邓小平的嘱托：“关键在人。”[57]
我们坚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在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有着无比灿烂的前程。
[1] [俄罗斯] 亚·尼· 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182页、第183页。
[2] 参见王正泉、姚谓玉等编：《苏联演变纪事(1985.3～1991.1)》，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第12页。
[3] 参见[美国]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4] 参见[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页。
[5]见俄罗斯国家电视台2011年摄制并播放的八集专题纪录片《苏联解体》第五集。
[6] 米·谢·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变革》，新华社《参考资料》1989年12月14日，第65页。
[7] 辛华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页。
[8] 《苏联问题资料》，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493～494页。
[9] 《俄华对照苏联宪法(根本法)》，五十年代出版社1949年印行，第61页。
[10] [美国]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1] 戈尔巴乔夫1989年2月15日在会见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人代表的讲话，参见王正泉、姚谓玉等编：《苏联演变纪事(1985.3～1991.1)》，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编，第93页。
[12] 参见[美国]大卫·科兹等著：《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13] 吴敏杰：《都是丘拜斯惹的祸!》，载《外滩画报》2005年6月9日。
[14] [英国]阿尔卡季·奥斯特罗夫斯基：《历史是否将原谅他?——俄罗斯寡头之父阿纳托利·丘拜斯》，原载英国《金融时报》2004年11月13日，参见《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6期，第70页。
[15] 参见《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378页。
[16]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
[17] 转引自马岩：《意识形态与苏联解体》，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第3期，第7页。
[18] 参见[苏联]《莫斯科晚报》，1988年8月17日。
[19]《列宁全集》1987年第二版，第43卷第285页。
[20] [美国]彼得 施瓦茨：《胜利——美国政府瓦解苏联的秘密战略》，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94年版，序言第12页。
[21]见俄罗斯国家电视台2011年摄制并播放的八集专题纪录片《苏联解体》第四集。
[22] 参见刘福堆：《金融殖民》，中信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第5～10页。
[23][俄罗斯]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24][苏联]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126页。
[25][俄罗斯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26] 原文出自1993年2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录《灾难的使者》。转引自张捷：《雅科夫列夫其人和他对苏联解体所起的作用》，载《当代思潮》1996年第5期，第57页。张捷在该文中还透露：1995年12月21日，一批曾在国外情报部门工作过的情报人员在《俄罗斯真理报》上发表致雅科夫列夫的公开信，宣布他们手中握有雅科夫列夫进行叛国活动的可靠证据，准备到法院去控告他。公开信说：雅科夫列夫"根据美国人的指挥棒从内部，而且不是从别的什么地方，而是从政治局内部破坏苏维埃制度"。1996年4月，《俄罗斯真理报》再次发表了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录中有关雅科夫列夫间谍嫌疑的片段。
[27][俄罗斯]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28] 参见2010年4月20日俄罗斯《独立报》，原标题为《亚佐夫：“苏联是从内从外有意识地被摧毁的——苏联元帅坚信是第五纵队将国家引向绝路”》。
[29] 参见：memorandum of telephone conversation
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364/docs_am/11)%201991.05.11%20Bush-Gorb%20Telcon%20(May%2011%201991).pdf
[30]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364/docs_am/13)%201991.06.21%20Bush-Gorb%20Telcon%20(Jun%2021%201991).pdf
[31] 译自2008年9月24日《俄罗斯报》，原文为记者亚·萨尔金对亚佐夫的访谈。原文标题为《亚佐夫：戈尔巴乔夫在当总书记之前就背叛了苏联?》，参见http://versia.ru/articles/2008/sep/24/dmitriy_yazov。
[32][俄罗斯]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33]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62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35]见俄罗斯国家电视台2011年摄制并播放的八集专题纪录片《苏联解体》第七集。
[36]见俄罗斯国家电视台2011年摄制并播放的八集专题纪录片《苏联解体》第八集。
[37][俄罗斯]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72、374页。
[38]见俄罗斯国家电视台2011年摄制并播放的八集专题纪录片《苏联解体》第六集。
[39][俄罗斯]戈尔巴乔夫、[日本]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中译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
[40] [俄罗斯]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66页。
[41] [俄罗斯]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402页。
[42] [俄罗斯]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379页。
[43] 译自2010年4月6日俄罗斯《独立报·政治专刊》，原文标题为《戈尔巴乔夫：我不推卸责任》。
[44] 参见吴恩远：《再论俄罗斯反思历史、重评斯大林思潮》，《世界历史》2006年第2期。
[45] 参见[俄罗斯]《消息报》1998年6月17日。
[46][俄罗斯]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314页。
[47]见俄罗斯国家电视台2011年摄制并播放的八集专题纪录片《苏联解体》第一集。
[48] [俄罗斯]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49] 转引自李光：《戈尔巴乔夫退休生活》，载《凤凰周刊》2011年14期。
[50]《别了，谢瓦尔德纳泽》，http://www.gmdaily.com.cn/3_guancha/index.htm。
[51]《苏联人为何"不珍惜"苏联》，载《报刊文摘》2008年11月3日，第A02版。
[52] 1994年3月29日《真理报》。
[53] 参见[俄罗斯]《苏维埃俄罗斯报》1997年11月22 日。
[54] 参见[俄罗斯]《新世界》1996年第6期，第6页。
[55]李慎明主编、张树华等译：《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第59页。
[5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719-720页。
[5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